1958年上学期，是我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，期中考试后我回家拿膳食费，其时“大跃进”已经如火如荼，我母亲不能外出挣钱，家里又不能养猪，连一块钱都拿不出来。回到学校，我已经被总务处停餐了。为了念完高中最后两个月的书，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找袁师。当然，我敢于去找袁师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记得在教学《孔雀东南飞》时，不苟言笑的袁师笑着描述女主人公的靓丽形象，在解释“头上玳瑁光”时说，那玳瑁的颜色，与黎良军的眼镜架颜色差不多。态度亲切，引起一阵哄笑。也许因为我长得老相（当时同学们都叫我绰号“黎先生”），走路迈步比较规矩吧，有一次在袁师的居室聊天，他突然问我：你是当过兵才来念高中的？让我颇觉吃惊。刚刚结束的全校性作文比赛，题目是“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，我获得第一名。袁师还悄悄告诉我，第二名比我低了二十多分，给我送来了一种意外的自豪。我从家里带了几本父辈所用的启蒙性线装书来校（其中有《千家诗》），袁师知道后也拿去看过。还有一次，我坐在袁师书桌的横头，袁师拉开他面前的抽屉，让我看了看他正在编写的一部字典的手稿。我是一个六岁就“慈父见背”的人，从袁师身上，我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父爱的温暖。袁师听我说明情况后，毫不犹豫地为我向总务处写了限条，使我得以继续开餐，念完高中，并且参加了高考——考前我为报考志愿犹豫不决，班主任是教化学的王香耕先生，说我“恐高”仍可以考理科，袁师却不假思索地主张我考文科。他说：比你高两届的王昌珞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，你的基础比他还要强一点呢。这年八月底，我揣着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，去学校办理户口迁移手续，由于尚欠二十多元而遭到拒绝。总务处说，要办理手续，得先缴清欠款；如果找老师写限条，得请老师写明“若限期内没有缴清，则从我的工资中扣除”。

我只好再次硬着头皮去找袁师，袁师仍然没说二话，又按总务处的要求再次写了限条。这样，我才办了手续去长沙念大学。此后，我在给袁师的信中几次道歉，说所欠款项一时无法偿还。记得袁师在给我的回信中，只回答了我如何学习语言文学的提问，还开了一长串书目，包括《施公案》和《彭公案》（此书我至今未读，但对书名的印象很深刻）；对于我的欠款之事，则只字未提。1960年春，就在袁师让我看他的《论语与做人》之前，我又一次说起欠款之事时，袁师严肃地说：“黎良军，你别老说这事。学生用了我的钱，我是从来不要还的，不光是对你！”

现在回忆起这些难堪而又甜蜜的往事，又读了《论语与做人》，我才知道袁师不单是在帮我，也是在践行一个仁者的“做人之道”。袁师年轻时家境也是“极度困乏”的，他在本书中说，“仁者待人之道，就在善能推己及人”，“尤贵在己立立人、己达达人，使天下人人皆为仁德化，皆受仁者惠”。另一方面，这也是袁师重义的表现。本书在说到子路愿与朋友共其车马轻裘时说：“他看朋友以义为尚，财物有何价值？所以车马衣裘皆可公诸朋友；普通锱铢必较之徒，（面）对子路这种人当愧死。”我懂了：仁义值千金啊。而当时只有敬佩与感动，似乎有一股暖流，长时间在我心头荡漾。

袁师当然要传授知识。当时的语文课汉语与文学分家，《汉语》教材讲语音、词汇、语法的基本常识，《文学》教材则按时代先后选取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汉乐府、唐诗、宋词、元代杂剧中的名篇。袁师在课堂上还要补充文学史方面的知识（这个内容往往是袁师念，我们做笔记）。不过，比起传授知识来，袁师给我的更为深刻的印象，是他以自己的行为教育我们如何做人，即所谓身教重于言教。袁师不单是“经师”，尤其是“人师”。我从袁师受业时，他已经年届五旬，一头短发差不多全白了。但他仍然处处以自己模范的行为做学生的榜样，其中蕴含着他在《论语与做人》中最为强调的“积极的精神”。

《论语与做人》上编叫“论语学说”，其第一篇论述的是“《论语》的人生观”，它开宗明义说的就是“积极的精神”。“人生第一要有积极的精神”，“宇宙既是这么健行的宇宙，人为宇宙的一分子，又岂能外乎这种公例而生存？自当不尚空谈，唯务实行，勤勤恳恳，以求尽其人生本务，达其人生目的。”在引用“为之不厌、诲人不倦”后，袁师说：“所谓‘不厌’‘不倦’，是何等勇猛积极的人生！”“人生天然的要勤奋度日，不宜闲散”，“‘生无所息’，这确是孔子所认识的人生；人若果真了解人生如孔子，则知人生不论求学、从政、持家、理事、交游、务农……无一不要勉力、精进。我们前途的创造，希望的无穷，完全系乎我们有这点勉力进取的精神；否则，人若在大有可为的时候，仍不勉力进取，还有什么前途希望呢？”在后来的论述中，袁师还几次谈到积极的精神，例如在下编“论语人物”的“论语的仲尼观”中，说及孔子栖栖遑遑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格时，袁师说这“足见孔子救世的热忱，匡时的勤苦”，“显出孔子的精神是怎样的积极！不畏难，不苟安”。应该说，袁师所提倡的积极精神，蕴含着他对人生的深刻理解，是一曲生命力的放歌。

袁师不抽烟，他的居室始终清洁整齐，一尘不染，气窗则不论冬夏总开着。虽然有木椅，袁师自己常坐方凳。居室里还有红漆条凳，我进了门，往往就是坐在条凳上跟他说事，或者聊天。在那时的师生之间，我与袁师的来往不算少，心地也相通。可是，我去找袁师时，除了心怀至诚敬爱之外，从来没有带过礼物，即使是去求他写限条，或是工作后去探望他，都是如此，连一个苹果、一块饼干也没买过。这一点现在想起来颇觉遗憾，但是悬想当年，要是我提一网兜水果去找他，反而觉得太矫情；估计袁师虽不会拒绝，也不会更高兴。因为袁师自己除了叫我坐，也从来没有给我倒过白开水。我想，君子之交大概就是如此吧，“君子淡以亲，小人甘以绝”；要是在过去的交往中，应酬性礼仪冲淡了内心的自然与至诚，如今，已近耄耋之年的我，恐怕就不会如此念念不忘我的袁师了，“大礼必简”“礼胜则离”的古训，并非虚言啊。（黎良军）